武汉“决战”在即 我们如何保护医护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图表显示，武汉市第一医院在2019年12月27日就出现了医务人员感染，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在1月1日发现，武汉同济医院和武汉市红十字医院在1月5日首发，而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11日的通报中称：“1月3号以后没有新发病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保障缺乏专业度有限

从外省看，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力量已经有近12000人，其中至少有3000多名是重症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如果医护感染得不到遏制，本就紧张的救援资源会更加紧缺。

《请医疗队援助湖北函》中明确，这次招募医护人员的专业，主要包括呼吸与危重症、传染病或感染病，重症医学科。新冠肺炎表现出的强传染性，让武汉更加缺乏相关科室的医护人员。

胡晟的妻子在武汉市红十字医院下属的社区医院工作，武汉市红十字医院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直线距离1.5公里，1月22日被征用整体转为传染病医院，胡晟的妻子估计武汉市红十字医院有1/6的医护人员被感染。

支援武汉市红十字医院的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黄晓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月26日武汉市红十字医院已经有30多名医护人员住院，另有30多名医护人员被隔离，“每天大七八百发热患者到红会的发热门诊看病，疑似患者和普通发热患者混杂在一起，整个医院都被污染了”。

“武汉市红十字医院现在是定点医院，定点医院的压力非常大，一整栋楼全部病房都是收新冠肺炎病人，感染几率、感染的风险那是成倍的增加。” 胡晟说，从环境来看，发热门诊接诊数量多，“人都堆起来了，环境也比较狭小、密闭，是高危环境”，呼吸科病房也相对危险，接诊的病人症状比较重，病毒量比较高，传染性相对强。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也是医护感染的“重灾区”，前述图表显示，该医院医务人员确诊92例，疑似102例，首发在1月10日。随着时间的推进实际数字是否更多？余昌平没有正面回答，叹了一口气说，“这个不好说”。

胡晟，受访者供图

如果说第一波医护感染是因为没有防护意识，第二波传染则可能是因为防护物资不够。彭志勇科室的副主任去对口帮扶的武汉市第七医院的ICU支援，发现对方ICU有2/3的医护人员被感染，医生很缺防护物资，在明知感染的情况下“裸奔”也还是要上。

“整个的防护东西缺乏，后面病人多起来以后，防护物资不够所以医生没有办法得到防护，” 彭志勇对经济观察网表示，“按道理说防护不到位不能上，上的话相当于‘自杀’。”

胡晟的同门中，有很多都在县级医院工作，防护物资比武汉更缺乏，“防护措施是最要命的地方，跟病人近距离接触了，比如说没有穿防护服，口罩或者护目镜，一个小小的细节，不注意可能就会有问题”。

标准防护与公共卫生

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发现4个可疑病例，上报江汉区疾控。

以此计算，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至今已经超过1个半月。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目前的医护感染情况，除了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疾病本身的特征之外，也暴露了整个医疗防控体系的诸多问题。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谭晓东在接受经济观察网采访时表示，这次疫情中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原因有很多：医护人员的标准防护不到位，包括防护水平、程序、保障等；其次，医院控制水平和能力建设不够；第三是医院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行动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月9日晚上9时，日本已经确诊新冠肺炎89例，新加坡确诊40例，泰国确诊25例，韩国确诊25例，马来西亚、越南、德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确诊病例也超过10例，但至今国外还没有发现1例医护感染。谭晓东认为原因是国外病例少，防护力量够大。

以武汉为中心的疫情让谭晓东很感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传染病、食物与职业中毒已经屡见，疫源性的问题一直不受重视，这次实际上也已经形成了以医院为主要疫源地的事件，“当人们有发热或怀疑自己有感染的时候，都蜂拥至医院，这样医院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感染场所，未感染的病人可能在医院被感染，而医务人员如果防护稍有疏露，就会被感染”。

经济观察网检索发现，2003年SARS的4500多例病患中，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占到20%，一方面说明病毒传染性高，另一方面说明医院作为交叉感染地带，风险高。

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在1月6日接收了1位从黄冈来的重症病人，尽管一开始就判断这例病人可能传染性很强，彭志勇还是收治了，同时上报医院，将急诊进行改造，按照SARS的标准严格防护。最后彭志勇的科室还是有人被感染，“这个病毒传染性很强”，防不胜防。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宁毅在《知识分子》的访谈中说，现在医生和护士作为一个紧密合作的团队，工作和衣食住行基本上都在一起，一名医务人员感染了，这一团队可能就得隔离14天之后才能重新投入工作。在目前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保护医生、护士在当地非常重要，保护他们，就是保证救治体系的效率，因此，医护人员的防护保障必须跟上去。

回头看这次疫情爆发的全过程，早期的信息披露不透明、随后的防护物资跟不上，谭晓东将这些总结为“多年的顽疾总爆发”：从上到下，从卫生系统到全社会，只注重临床实践而忽视公共卫生，医院公共卫生与医务人员公共卫生标准化工作都存在不足。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部门预算》，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公共卫生的预算约11.6亿元，公立医院的预算约78.3亿元，后者是前者的6.75倍。

疾病的预防控制是公共卫生的重要一环，谭晓东建议应该列入一项重点研究，研究这次从政策的层面、到实际工作路径、保障水平暴露的许多问题，政策投入更多的在临床技能，公卫卫生也很重要。

从SARS一疫可以得到的经验是，疾病防控部门要在防控过程中一定要关注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数据，以及医务感染在全部病人中的比例，同时医务人员感染首发时间及治疗过程也需要关注。武汉当前正面临“决战”，遏制医护感染在其中尤为重要。

（本文发布前，经济观察网再次与胡晟、余昌平联系，胡晟表示好多了，现在没有问题；余昌平则表示状态比较差，肝功能指标变差。希望医护感染早日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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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三明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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